沆瀣一气蚂蚁庄园(刘志为何还能调动军队进行反扑)

1、沆瀣一气蚂蚁庄园，刘志为何还能调动军队进行反扑？

一般的史书中，对于东汉的印象，都离不开政治上两个显著的力量——外戚、宦官。对此现象，范晔在写《后汉书》时特别设立了《皇后纪》与《宦者传》来专门说明这件事，以警后人。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也常用来解释东汉衰弱的原因，但实际上东汉最终衰落的原因和背景更为复杂。

刘秀中兴汉室，复兴了汉武帝以来的政治和制度。之所以刘秀被称为“光武帝”，即是指发扬光大了武帝的事业。以前的皇帝，要有功德才能获得庙号，入宗庙祠堂。王莽建政后，追赐了西汉的皇帝很多庙号。刘秀登基后，认为西汉一朝只有4位皇帝属于“祖有功，宗有德”而保留了庙号，其他的都废除了，而汉武帝的庙号“汉世宗”就被保留了下来。于此可知，刘秀在内心深处是向往着汉武帝的政治手腕和治国之术的。

（刘秀号称位面之子）

因此，刘秀在建政伊始，就立刻仿效着汉武帝把宰相的权力转移到了内朝。《后汉书.仲长统传》说，“光武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窍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相权削弱，皇权不断加强。刘秀把秦制“三公”的权利交给了号称“台阁”的尚书台。这个尚书台是个什么机构呢？

“尚书”原是少府管辖的机构，主要发布文书，算是皇帝的机要秘书。汉武帝时以“尚书”为基础，设置了与外朝相对应的“内朝”。汉武帝选用一些中下级官吏，作为自己的侍从与助手，给他们以侍中、给事中、常侍等头衔，与“尚书”的场馆尚书令一起，组成宫中决策机构，成为“内朝”或者“中朝”。原来的三公九卿等朝廷官员称为“外朝”。外朝无决策权，只是执行内朝命令。朝廷大臣想要参与机要，必须要有“领尚书事”或者“平尚书事”的头衔。

刘秀把“尚书”的职权范围和机构进一步扩大，发展成为“尚书台”。尚书台的正副官长分别是尚书令和尚书仆射，还设置了尚书左右丞各一人，作为尚书令仆的辅佐官。尚书台下设置“六曹”，各曹的掌管称“侍郎”。六曹分别管理国家各项事务：“三公曹”负责监察，“吏部曹”负责任免管理，“民曹”负责赋税征收，“客曹”负责少数民族事务和外交，“二千石曹”负责刑法诉讼，“中都曹”负责首都治安。

这样一个几乎举国之政都委之的重要的机构，品秩却不高。尚书令秩千石，尚书仆射官秩仅六百石，各曹长官“侍郎”仅四百石，而具体管理事务的长官“令史”，秩仅二百石。虽然他们薪资不高，官阶也低，但是事无巨细，无所不掌，权力极大，直接听命于皇帝。这种“官小权大”的制度设计，目的就是要便于皇帝控制。这种做法也被后世帝王发扬光大，各种言官品阶虽小，却可以风闻奏事，以行监督核查之责，对相权进行牵制掣肘。

刘秀加强皇权的这种措施，在东汉初年确实起到了明显的作用。然而，到了东汉中期，却发生了一种微妙的权力转移。尚书台职微权重，既拥有实际权力，又便于皇帝控制。如果是雄主，自然可以驾驭。然而，尚书台既然便利于皇帝自己控制，自然也就便利于外戚的控制，自然也就便利于宦官的控制。所以，不论是外戚，还是宦官，只要加有“平尚书事”、“录尚书事”的头衔，就能指挥、控制尚书台，而一旦控制了尚书台，就等于把国家政权掌握在了自己手中。所以说，中央职能部门职微权重的这种安排，给外戚与宦官轮流专权提供了制度方面的便利。

（永元之隆时东汉疆域）

由于光武帝用联姻的方式与豪族结合，形成与豪族共治天下的格局，使得东汉的皇后基本上都来自大姓豪族之家，他们是豪强地主上层的代表，形成了外戚集团，主要有“马、窦、邓、梁”四大家族。东汉明帝的马皇后，是大功臣马援的女儿。章帝的窦皇后，是大功臣窦融的曾孙女。和帝的邓皇后，是功臣邓禹的孙女。顺帝的梁皇后，是功臣梁统的后代。这四大家族，集功臣与外戚于一身，势力非常强大。除了马皇后一门，能够自我谦抑之外，其余的几家，都是专横跋扈，显赫一时。

据《后汉书.窦融传》记载:“窦氏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与并时。自祖及孙，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窦融的曾孙窦宪，因女弟立为章帝皇后，崇贵日盛，专横跋扈，连皇室成员也惧怕其三分。窦宪曾以低价强买章帝姐姐沁水公主的庄园，而公主竟然不敢与窦宪计较。章帝知道后，大怒，当面严厉斥责窦宪曰：“深思前过，夺主田园时，何用愈赵高指鹿为马，久念使人惊怖。昔永平中，常令阴党、阴博、邓叠三人更相纠察，故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诏书切切，犹以舅氏田宅为言。今贵主尚见枉夺，何况小人哉？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这个时候，东汉的皇帝还都是英明睿智的，能够掌控得了局面，外戚虽然嚣张跋扈，还不得不收敛一些。

（东汉女主临朝六次）

很快，东汉继位的几个皇帝就不能够正常的行使这些权力了。自汉和帝“永元之隆”后，东京皇统屡绝。皇室大宗绝嗣，这对于中央集权的皇朝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这会造成了皇权在传递过程中缺少了血亲加持而产生了变数，从而引发政局动荡。由于新立的年幼的皇帝与当朝的太后没有血缘关系，亲情淡薄，太后只好寻求娘家人支持，外戚势力由此发迹掌权。当皇帝渐渐长大，由于养于深宫，周围遍布外戚势力，皇帝拥有的只有名义上无上的权力，难以有所作为，甚至还有性命之忧。所以皇帝若想夺权，只能依靠身边的宦官集团。本来宦官没有后代，即使荣华富贵，最终也不过一代而已。可是在汉顺帝时，却允许宦官养子继承爵位。此例一开，宦官势力正式坐大，曹操就是这种制度的受益者。

公元125年，东汉的第七位皇帝顺帝即位。这位皇帝原是皇太子，却差点没有做成皇帝。后来靠着宦官的帮助才登基称帝。按照东汉皇族的传统，这位名叫刘保的顺帝与功臣梁统家族联姻，娶了梁皇后。梁皇后的娘家势力本来就很强大，偏偏这位皇帝性格软弱，在他统治期间，宦官与外戚沆瀣一气，朝政腐败。

（宦官成为皇帝可依赖的力量）

141年，梁冀继其父亲大将军位。次年，顺帝派侍中杜乔、光禄大夫张纲等8人分行州郡，考察政绩，劾拿贪官污吏。张纲出了京城，行到洛阳都亭，将车轮埋于地下，慨然说：“豺狼当道，安问狐狸？”

于是折回头上朝弹劾梁冀贪污放纵，不忠于君，共列了15条罪状。这时梁皇后正受到宠爱，梁氏姻亲满朝，已然形成一个政治集团。顺帝虽然知道张纲所言皆是事实，但却投鼠忌器，不敢处理梁冀。这时，到地方上去巡行的其他7个人所举报的贪污案件，也都与梁氏有关。梁冀恨透了张纲等人，恰巧这时广陵(今江苏扬州)发生了农民起义，梁冀趁机举荐张纲为广陵太守，把他赶出了京城。

《后汉书.梁冀传》记载:“冀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梁冀）在位二十余年，究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

汉顺帝这个受气包很快就去世了，去世时才30岁。接下来继位的两个皇帝都很年幼，梁太后正当年，于是梁氏外戚权倾朝野，梁翼更加肆无忌惮，只是因为年仅8岁的汉质帝一句“此乃跋扈将军也”，就毒死了他，这也是梁氏家族后来被族灭的主要原因。质帝死后，梁翼从宗室里挑选一个11岁的刘志来继承帝位，即汉桓帝。诸葛亮《出师表》中说“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文中的“桓”即是这位汉桓帝刘志。

（梁翼是外戚势力祸国的典型）

刘志在位21年，前13年基本是一个傀儡皇帝。当时，梁太后临朝听制，梁冀把持朝政，他几乎难以置喙。尽管梁太后并不恋权，在150年下诏归政于19岁的刘志，但梁冀专横跋扈，刘志还不得不仰其鼻息。

梁翼十分贪婪，也很会享受。他大肆圈占民田盖了不少楼台高阁，甚至还有专养兔子的“兔苑”，洛阳近郊的民田几乎都被他强占，许多肥地都被他改建成梁府花园。地方上缴的赋税要先拉进梁府经挑选后才能入国库。他贪财如命兼残暴戾狠，曾利用权势把一千多名良家子女掠夺至梁家做奴婢，他厚颜无耻地把这些可怜人儿称作“自卖人”，意思是这些人都是自愿卖身为奴的。梁翼还派人四处打探有钱人家，然后随便安个罪名将富家子抓来，通知其家人拿钱赎罪，如果嫌钱少就办“肉票”死罪。梁翼的恶行不胜枚举，早已激起举国公愤，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到处流传“梁氏灭门驱驰”的偈语。

梁翼掌了二十年大权，无法无天，将刘志玩弄于股掌之间。京城内外，都是梁翼的党羽。159年，桓帝的皇后梁莹病故。梁莹是梁翼的妹妹，如今后宫没有了内应，梁翼想再安插进一个自家人。此时，刘志正宠爱梁贵妃。这个梁贵妃本不姓梁，原名邓猛，梁翼让她做女儿，因此改姓梁。所以，梁翼并不放心这个干女儿在关键时刻会不会向着自己。为了让刘志服从自己的意志，梁翼老奸巨猾的梁翼重施故伎，派刺客前去刺杀梁贵妃的母亲，用意敲山震虎。

桓帝心里很清楚是谁干的，他忍无可忍，决心奋起反击。可是，想除掉梁翼谈何容易，兵权都掌握在他的手里，怎么办呢？

（汉桓帝本来可以成为中兴之主）

思来想去，身边只有宦官可以倚重。可是周围遍布梁翼的眼线，只好借助上厕所的时机密谋。想来汉朝时的皇家厕所应该地方比较宽敞，环境也还可以，后来的汉献帝也曾经在厕所写过衣带诏。刘志在此时暗中联络了几个与梁翼有私怨的宦官头子，暗中调集负责皇家警卫的一千多羽林军，趁梁翼不备发兵突然袭击，包围了府家。宦官单超大声宣读皇帝诏书，历数梁翼罪状，接着命羽林军士冲进梁府，准备逮捕梁翼。面对突然变故，梁翼猝不及防，大为惶恐，搬救兵已然来不及，束手就擒又恐凶多吉少，只有自行了断一条路可走。

他迟疑片刻，万般无奈地仰药自尽。一代奸雄，瞬间化作南柯一梦。 梁翼死后，梁府被抄家，他的家人、门生以及亲信死的死、关的关、削职的削职，好一个“树倒猢狲散”的活剧。史载梁家被抄没的浮财折钱达到惊人的30多亿之巨，相当于东汉政府半年的财政收入。“聚敛公”梁翼富可敌国，真是一只货真价实、不知餍足的“大老虎”，梁翼倒台，天下百姓奔走相告，人人拍手称快。刘志命令凡是被梁翼霸占的民田一律还给原主，已改筑楼阁、花园、兔苑的地依旧还给旧主，复耕为田。

后来的曹操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在许昌时，经常被设计谋刺。有几次，由于变生肘腋，来不及调兵，曹操差点把命都给交代了。后来曹操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跟汉献帝分开。汉献帝住在许昌，曹操别居邺城，号为霸府，首开二元政治先河。以后的北朝权臣也有样学样，都跟皇帝分开住，难说不是受了梁翼、曹操的影响。

刘志论功行赏，把单超等五个灭梁有功的宦官封为“五侯”，赐钱赐物不在话下。从此以后，宦官的地位一下飞升，他们自认有功于汉室，不免洋洋自得，渐渐也干些作奸犯科、干预朝政。东汉的政权又从外戚的手中转移到宦官的手上，刘志殚精竭虑利用宦官灭了梁翼，却好似前门驱虎，后门迎狼，一种似曾相识的压抑感如鲠在喉。

常人看来，宦官一般出身低微，目不识丁，为人所不齿。然而一旦掌权之后，宦官也开始兼并土地，上升为地主阶级。宦官并不一定都是坏人，宦官中也时有出类拔萃者，修《史记》的太史公，发明造纸术的蔡侯，下西洋的三保太监，都在青史上留有好名。宦官虽然不都是坏人，但是，宦官政治却一定是黑暗的。

东汉时期，宦官在政治上与外戚争夺，在经济上也疯狂地扩张，他们霸占土地，强取民财，略取民女，胡作非为，民愤极大。据《后汉书.宦者列传》载，大宦官侯览“贪侈奢纵，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起立第宅十有六区，皆有高楼池苑，堂阁相望，饰以绮画丹漆之属，制度重深，僭类宫省。又豫作寿冢，石椁双阙，高庑百尺，破人居室，发掘坟墓。虏夺良人，妻略妇子。中常侍苏康、管霸等“用事于内，遂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

到东汉后期，灵帝与宦官更是公开卖官，由于所得金钱贮存于西园，史称“西园卖官”，上至公卿，下到地方守令，皆有定价，一手交钱，一手给官。 宦官与外戚你方唱罢我登台，把一个好端端的大汉皇朝折腾到千疮百孔，直到189年董卓入京，宦官和外戚都伴随着东汉皇权的彻底衰落而灰飞烟灭。

（董太师进京终结了一切）

东汉外戚凶猛、宦祸炽烈，在浩浩五千年历史中数一数二，其内因有皇帝幼弱的缘故 ，更深远的内因还是“家天下”、“权力私有”的体制在作祟。

2、水浒传里开封府尹敢保下林冲性命？

《水浒传》里，高俅要置林冲于死地，可是开封府却判了林冲发配沧州。那么开封府尹不怕得罪高俅吗？

答案是：不怕！

一、宋朝是文人的天下，文人治国，不是一个踢球小混混的天下。

宋朝宋太祖建国后，杯酒释兵权，开始文人治国，任用文人治理天下。历史上有名的文人，都是朝廷大员。例如贺知章、范仲淹、韩愈、苏轼等人都是朝廷大员。

文人有文人的风骨，他们讨厌那些阿谀奉承之徒。

宋朝开封府尹这个位置，官虽然不大，但是凡是担任这个官职的人，不是储君，就是鼎鼎大名的臣子。而且这些臣子都是通过科举考试开启仕途的才子。

储君有：北宋第二任皇帝赵光义和宋真宗赵元侃都在开封府挂职。

大臣有：王博文、钟离瑾、郑戬、欧阳修、包拯等等。

高俅一没军功，二没文凭。他靠踢球的能耐获得了宋徽宗的青睐，获得了重用当了太尉。这让那些寒窗苦读的学子们，气愤不已。若高俅精忠报国也成，可是高俅恃宠营私，“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导致禁军“纪律废弛”、“军政不修”。

高俅这样的人为文人所不齿。滕府尹应该是寒窗苦读后金榜题名后当官的人，他瞧不起高俅的为人。而且滕府尹是文官，高俅是武将，他们属于两条线上的官。滕府尹自然不怕高俅。

二、开封府尹历来有青天大老爷的美名

老百姓熟悉的开封府尹是包拯，包龙图。包拯被百姓称为包青天。他是进士出身，为人刚正不阿，不附权贵，铁面无私，英明决断，替百姓申冤。

包拯能惩罚皇帝——打龙袍；他能杀驸马为民妇申冤；他能铡侄子，铁面无私。

开封府尹有青天大老爷的美名，他的手下不能有冤假错案，否则会影响开封府尹的美名。

林冲误闯白虎节堂，罪不至死，开封府尹不会要了林冲的命。

三、开封府尹不甘心受高俅驱使

林冲误入白虎节堂，高俅想让开封府判林冲死刑，除掉林冲。开封府的孙定是一个好人，他知道林冲是冤枉的，于是替林冲向府尹求情。

孙定道：“这南衙开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太尉家的？”府尹道：“胡说！”孙定道：“谁不知高太尉当权，倚势豪强，更兼他府里无般不做，但有人小小触犯，便发来开封府，要杀便杀，要剐便剐，却不是他家官府？”

孙定两句话令滕府尹义愤填膺，他不甘心受高俅驱使，也不甘心自己的开封府变成高俅的私刑衙门。于是开始和高俅叫板。他没有应高俅的吩咐结果林冲的命，反而将林冲刺配沧州。

滕府尹以实际行动告诉高俅：我的地盘我做主，开封府是我的地盘，你一个踢球的小混混，休想拿老子当枪使！

开封府尹替高俅办事是情分，不替他办事是本分。他不怕高俅，而高俅也拿他没办法。

3、农村老话为何说十分聪明用七分？

农村老话为何说“十分聪明用七分，留下三分传子孙”？非要这么做吗？

《留余匾》现存于河南省巩义市康百万庄园，为中华名匾之一。做于1871年，已有100余年历史。

匾内部分内容为：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

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

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

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

“十分聪明用七分，留下三分传子孙”主要表达意思和匾内“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基本相同，基本是“留余”思想在某一方面、更加农村“俚语”化的表达。

“留余”思想继承了儒家“戒满”“中庸”等思想，成为很多人在修身、处事、持家、做官、经商等方面的所尊崇的准则。“留余”思想能不断延续至今，说明其有存在的巨大价值。

具体到农村场景，我想有这么几个作用：

可以兴家，可以“富过三代”

也许大家看过电视剧《河洛康家》，里面就说了康百万家族。康家兴盛了十三代四百多年，开创了“富甲三省，船行六河”的财富格局，其秘决就是“留余”。这可以培育子孙后代的艰苦朴素的品格，可以修身，可以兴家，也可以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

可以“有人缘”《菜根谭》一书中说：“事事留个有余不尽的意思， 便造物不能忌我，鬼神不能损我。若业必求满，功必求盈者，不生内变，必召外忧。”

所以，日常生活中，说话要留有余地；做事更要留有余地，“留得余地宽待人，退后一步天地宽”。这样可以有和睦的家庭关系和邻里关系，这对于子孙后代的发展大有裨益。

可以让家庭和居住环境可持续发展

“吃祖宗饭、砸子孙碗、发眼前财”是农村发展的现状。如果有“留余”思想，就不会破坏农村环境，为子孙留下青山绿水，给他们留下“金山银山”。

另外，“留余”思想，让子孙处在和谐的人际环境下，生活中有许多事当忍则忍，能让则让，心中要有尺寸，要给子孙留条退路。

总结

留余思想告诉我们，做人、做事勿尽、勿满、勿过，在利益问题上，应取之有度，适可而止；在思想观念上，应谦虚自省，开明通达，尊重差异，包容不同。做人、做事做到“留余”可以兴家，可以“富过三代”，可以让我们在农村有“有人缘”，可以让家庭和居住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

4、正白旗在清朝的八旗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正白旗的来历

1601年前后，满清的先祖努尔哈赤在征服了东海女真后，因为治下的百姓和军士逐渐增多，其之前所创的黑旗和红旗明显已经不能满足所需。随即努尔哈赤决定参照女真人的猛安谋克制将其麾下的军事改编成以300人为一牛录，5牛录为一甲喇及5甲喇为一固山，在黑旗和红旗的基础上，加上了黄、白、红和蓝四旗，而其中的白旗就是正白旗最开始的雏形。

1615年，努尔哈赤在基本统一了女真部落后开始又一次大规模的改编。这次改编将原黑旗分割成正红、镶红、镶蓝三旗；原红旗分割成正黄、镶黄二旗；原白旗分割成正白、镶白、正蓝三旗。剩下的原黄、红和蓝三旗则重新打乱，汇编到这八旗之中，自此八旗遂称定制，而正白旗也自此得名。

努尔哈赤时期正白旗的地位

当努尔哈赤创建正白旗之时，正白旗旗主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辖大概25牛录，大概有2500名八旗军。此时的正白旗如果以旗主的身份来排地位的话，这个时候八旗中地位最高的就是努尔哈赤亲率的正黄旗和镶黄旗，再是大金的大贝勒代善所率的正红旗和镶红旗，然后是大金的四大贝勒中的二贝勒阿敏所率的镶蓝旗，之后就使三贝勒莽古尔泰所率的正蓝旗，再之后才是作为四贝勒皇太极所率的正白旗，可以说如果按照旗主的身份来定八旗的地位，此时正白旗的地位仅高于杜度所率的镶白旗，并落后于其他六旗。

当然如果是按照武力来排地位的话，正白旗的地位属于中上的水平，大概是在第四位。此时正白旗共有25个牛录的兵力，仅次于正黄旗的45个牛录、镶蓝旗的33个牛录和镶红旗的26个牛录。但是在不久之后，晚年的努尔哈赤就将正黄旗赐予了多铎，而自己就亲率镶黄旗，自此镶黄旗就成为了八旗当中地位最高的头旗，直至清末都从未改变。不过不管如何，努尔哈赤时期的正白旗的地位并不高，属于中间的，在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上在八旗中都不算是高的。

皇太极时期正白旗的地位

其实这个时期严格意义上来说正白旗已经不再是最开始的那个正白旗了。1626年，皇太极继位为大金汗王，他为了巩固手中的权利，也为更加名正言顺的成为汗王，随即决定将其手中的正白旗改色为正黄旗，而原正黄旗则改色为正白旗。所以说如果你一定要以努尔哈赤时期的正白旗来定地位的话，那么此时的正白旗地位无疑是最高的啦，因为它已经是皇帝的亲军了。

当然我们此时不考虑这些问题，我们只考虑叫正白旗的那个旗的地位如何。皇太极初期虽原正黄旗被改色为正白旗了，但是其实力却未变，改的只是旗帜和名号，其他的牛录等都未有改变，所以此时最强的还是改色之后的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三兄弟手上的正白旗和镶白旗，他们一共有65个牛录，其后才是皇太极和他儿子豪格所率的改色后的正黄旗和镶黄旗，他们一共有40个牛录。但是这个仅仅只是军事实力的排名，如果是政治地位的话，那么无疑改色后的正黄旗和镶黄旗的地位要高于改色后的正白旗和镶白旗。

而到了皇太极中晚期，由于皇太极利用皇帝的身份开始大肆侵吞其他白旗的牛录，先是将用计幽禁了镶蓝旗主阿敏，然后掌控了镶蓝旗，后又借口正蓝旗主莽古尔泰有造反嫌疑直接吞并了正蓝旗，然后又将正蓝旗与自己的正黄旗进行整编组成了全新的正黄旗和镶黄旗，并从原正蓝旗当中抽调了8个牛录给了自己的儿子豪格所率的原镶黄旗，之后豪格的镶黄旗改色为正蓝旗。而就在这样的吞并下，晚年的皇太极和其儿子的正黄旗、镶黄旗和正蓝旗一共拥有了117个牛录，可谓是真正的八旗中最强大的，而多尔衮和多铎的正白旗和镶白旗则拥有98个牛录，位列白旗军第二大势力。可以说不管如何，正白旗的地位在皇太极时期无疑是八旗当中最高的其中一支。

顺治之后的正白旗地位

顺治初期，由于正白旗的旗主多尔衮掌握了满清的所有大权，所以正白旗的地位随之也水涨船高。多尔衮先是将正蓝旗旗主豪格设计入狱，然后吞并了正蓝旗，并在随后将正蓝旗与正白旗整编成了全新的正白旗和镶白旗，而原多铎统领的镶白旗则改色为正蓝旗。可以说此时的正白旗地位无疑是最高的，毕竟多尔衮在的时候，他可以算是暗地里真正的皇帝啦。

而到了多尔衮死了之后，顺治帝为了更加牢固的掌控着大清的权利，随即将正白旗直接纳入到了自己的掌控中，自此顺治帝亲自掌控了镶黄旗、正黄旗和正白旗这三旗。而自顺治帝开始历代的帝王都从未再放弃过这三旗的掌控，随之清朝的八旗就出现了“上三旗”和“下五旗”的上下之分，而上三旗由于是皇帝亲军所以其地位较之下五旗要尊贵的多。那么作为上三旗之一的正白旗地位肯定是高于下五旗的，即正红、镶红、镶蓝、镶白和正蓝，但是在上三旗中正白旗的地位却是最低的，镶黄旗为第一，正黄旗为第二。

同时也是在顺治帝之后满清皇宫中的禁军和皇帝的近侍，也都是只能从镶黄旗、正黄旗和正白旗这三旗中挑选，其他的下五旗皆不可。自此满清八旗的地位就再也没有改变过，可以说自顺治帝之后，满清八旗中正白旗的地位都是最为尊贵的一支，之后从未改变。

5、怎么评价奥威尔写的1984和动物农场？

用一句话评价就是：游走于政治与艺术之间。

《动物庄园》和《1984》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践行其"反对极权主义、捍卫民主社会主义"主张的两部个人代表作。这两部小说将政治主题有机地融合在艺术写作之中，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是典型的优秀政治小说。在作者奥威尔看来，"脱离政治的作品不过是隔靴搔痒，缺乏历史的厚重性。"事实上，奥威尔把政治小说的写作当做了一种艺术，而这绝非易事。它很容易滑向两种极端——要么过于政治化，生硬灌输思想主张和意识形态，枯燥乏味而达不到唤醒意识的初衷；要么过于艺术化，刻意利用语言的模糊性，采用晦涩离奇的象征，为文学而文学。但这两部著作以寓言和虚构的形式，成功地实现了"把政治写作当成一种艺术"的目标。基于此，本文将主要从在政治内蕴和文学艺术两大角度的成就，去透视这两部20世纪伟大的英国文学。

一、 《动物庄园》——从"乌托邦"到极权社会的历史讽喻

在创作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庄园》之前，奥威尔就已经在其早期作品中表现了将笔下人物进行动物化的倾向。这种描写在作者的写作历程中经历了从简单服务于外形描写到揭示象征意义的转变。到后期，他干脆采用寓言的形式，借动物革命讽喻人类革命，创作了《动物庄园》。

1、 政治内蕴：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和"俄国神话"的再思考

奥威尔出生在英国殖民地的印度，童年耳闻目睹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尖锐的冲突。与绝大多数英国孩子不同，他的同情倾向于悲惨的印度人民一边。20世纪30年代，他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因属托洛茨基派（在当时即保皇一派）而遭到排挤，归国后又屡遭打击，流亡法国。二战中，他在英国从事反法西斯宣传。

《动物庄园》启笔于1944年，恰逢二战行将结束、世界一片凋零之际，前有东方"俄国神话"与斯大林"大清洗"的余波未了，后有德意志民族主义带来的灾难赫然在目。在这部政治讽喻小说中，奥威尔以辛辣的笔触讽刺了泯灭人性的极权主义社会和追逐权力的政治家们，描述了一场动物革命的酝酿、兴起和最终的变质：曼纳庄园的动物难以忍受人类主人的压迫，由两头猪——拿破仑和雪球作为领导者，带领庄园所有的动物起来反抗，赶走了原来的农场主琼斯，最终实现了动物自己统领庄园的愿望。农场随后即更名为"动物农场"，并且制定了农场的宪法——《七诫》。但不久，在领导者之间便出现了分裂，雪球被拿破仑宣判为革命的敌人，为达到一人独裁庄园的目的，拿破仑不惜捏造一切虚假证据，散发虚有信息，利用一切手腕驱逐了雪球这个政敌。拥有了绝对领导权的拿破仑，其特殊待遇不断增加，最终演变成为和人类完全一样、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剥削者。宪法也由原来的《七诫》变为"一诫"——"所有的动物都一律平等，但是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

纵观整场斗争后，作者让读者感受道德是，其中"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实际上都是有限的、相对的、暂时的，世界上没有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一群"天真无畏"的动物怀着对理想的憧憬，冲出了人类管辖的牢笼，却又出乎意料地跳入了一个新的陷阱。没错，当人类被驱逐了，必然就会有另一个角色来接替管理者这个位置，来承担管理社会这个任务，因为"只要有聚居，就会有组织和领导"。而拿破仑和雪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归属为马克思·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所论述的克里斯马型权威，即人格魅力型领导者。正是在"乌托邦"式美好未来的煽动下，全体动物毅然走上了光辉的革命与建设之路。但是"只要有组织和领导，就会有权力的竞争和决斗；只要有权力的竞争和决斗，就会既有文斗，又有武斗。因为权力本身就是运用实力的意思"。权力是释放魔鬼的真正诱因。一方面，从"民众"来看，动物们希冀通过努力获取的美好"乌托邦"，最终迎来的却是极权主义社会。另一方面，从统治者来看，拿破仑的初衷是受到老麦哲一席话的启发后，为了一个理想的平等社会而革命。可是，在尝到权力所带来的甜头后，潘多拉的魔盒被日益开启，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利用各种手段残害曾经的道友，最终和曾经的敌人——人类沆瀣一气，压榨昔日的同胞们，成为不折不扣的极权主义者。

2、 文学艺术："陌生化"理论与"黑色幽默"

"陌生化"理论是什克洛夫斯基形式主义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即作者使叙事作品的"故事"与"情节"陌生化，注重离题事件的艺术创作，打破对事件的正常组合的一种技巧。通过这种技巧，使事件呈现陌生新奇的状态，使读者解读作者所描写的情景时，不便于用自身生活经验去直接解构，从而延长了消解过程。《动物庄园》通过寓言故事的形式，将耳闻目睹的社会历史和现实，转换成动物农庄的权力嬗变故事。这在宏观结构上构筑了离奇，使读者阅读时，能从故事中读到人类社会的相似性，却又不能用惯常的人类历史事件组合，去构想这个新故事的发展。此外，作者还采用了奇特化语言的方式来强化，以"风车计划"指"社会革命"，以"七诫"指"纲领"，增强语言符号的可感性，使读者产生耳目一新的感受，而且读起来像广告标语，成为了简短有力的政治讽刺语言。运用奇特化的事件——动物农庄的极权统治，使读者接受到的不只是原有的所指，而是一种扩大的所指，从而产生一种极权的印象、悲愤的情绪。再加上拟人化修辞格的运用：拿破仑猪——极权主义者、其他动物——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动物庄园——极权社会，取得了化熟悉为陌生的艺术效果。

"黑色幽默"是20世纪产生于美国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它的正式形成晚于这部著作的诞生，但在这部小说中已充满这种文学意识。黑色幽默的特点是强调世界的荒谬和社会的疯狂，描写环境和人生之间的不协调，表现悲观绝望的情绪和玩世不恭的态度，在冷漠的、无可奈何的自嘲和嘲他中呈现出一种离奇古怪的"幽默"。从运用轻松的笔调缓缓地叙述恐惧与死亡来看，字面上无半点悲悯，是一种冷酷、陌生的含蓄，而引发出无可奈何的一缕缕苦笑。如老马班杰明，原本是最精明的驴，对于农庄中发生的一切恐怖事件，他看得最清楚，但他却很少开口说，一副视而不见的避世模样。从"七诫"的实施和篡改来看，拿破仑根据他的需要，对制度做无休止的、随心所欲的解释与修改，就如"二十二条军规"可以随意皆解释一样。

二、 《1984》——辛辣的"政治预言"和"未来构想"

《1984》的创作在《动物庄园》之后。大多数作家在经历了多年的奋斗后，熬出了一定的文学成就，便乐于在当地享受吹捧和名声。但奥威尔不为财富名声所动。《动物庄园》在1945年大受欢迎后，他内心的负罪感淹没了成就感。他陷入自己的内心困局之中：是接受那些闪着金钱的星光的橄榄枝去写周刊，还是潜下心来去创作更加发人深省的著作？这使他痛苦。而此时，《1984》开始在他脑海有了雏形。最后，他离开伦敦，去了苏格兰内赫布里底群岛的一个偏远岛屿——侏罗，于1949年创作了《1984》。

1、政治内蕴："记忆政治"与"反记忆政治"的博弈

《1984》与英国作家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俄国作家扎米亚京的《我们》，并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对于这部临终前的最后一部作品，作者本人认为并未达到最理想的状态："我对这本书并不十分满意，但也不是绝对的失望。我从1943年开始构思，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想法。但是如果我没有染上肺结核，应该会完成得更好。"

自2013年"棱镜门"事件披露后，关注《1984》的浪潮再度掀起。后世读者惊异地发现奥威尔在其中构想的高科技监视与控制人类的未来在当代美国化为了触手可及的现实。从创作时间以及书名上，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时序做了颠倒，在基于对大致1948年前后的社会现实的了解上，对1984年进行了"政治预言"和未来构想。作者通过通过主人公温斯顿的梦境和回忆塑造了两种对立的记忆空间，即温斯顿模糊记忆中的事实和大洋邦塑造的虚拟历史空间。本文姑且将其命名为"记忆政治"和"反记忆政治"。

对过去记忆的重置在《1984》所塑造的社会中成为巩固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方式。记忆并非只是简单的个人化主观经验，它是具有"进行时导向"功用的一种重构的工具。由此，大屠杀的创伤记忆、公众庆典等行为被认为是国家和民间组织参与构建过去、引导未来的社会性活动。在《记忆的政治：民主社会中的转型正义》中，曾考察了一些由集权统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社会，在二战后的几次民主化浪潮中，如何处理政权合法性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创伤记忆，包括屠杀、暴力恐怖统治等问题。这些转型中的各国政府和组织根据政治、历史情况，通过特赦、设立真相委员会等方式巩固其民主法治统治。所以，"重置过去记忆"这一方式对于从资本主义等级社会向极权统治迈进的大洋邦同样不可或缺。只不过，前者是努力面对真相，后者是极力掩盖真相。大洋邦几乎不存在市民社会，而是对民众实行点对点控制，因此其人民记忆非社会现实所构建，而是——完全由英社构建。在此意义上，从此谎言也是真理，英社的口号："战争是和平，自由是奴役，无知是力量"的强大悖论得以深刻凸显。

《1984》的主人公温斯顿被卷入了这个恐怖的政治体系中。他在外围党的"真理部"工作，其思想和写作同样受政治体系全方位的监视和钳制。他曾经反对这个体系，因此它通过正反两种模式的写作，过着他分裂的人生。在他的工作中，他更改过去的记录，适应英社的政策。他毁掉他人的成果，自己却偷偷地地写，私下里，用旧日记本和旧笔墨，来记录真实的历史。前者是有系统地用官方语言撒谎，后者是用真话热切地追寻真理。"虚假"和"真实"两种文体，导致他的情绪矛盾冲突，迫使他进行"双重思考"，在"记忆政治"与"反记忆政治"游走，苦苦地维持着自己心中关于错误与真理的天平。可在这场博弈中他终究是失败了，在恐怖的全方位监视下他从一开始就连这小小的平衡都不可能维持。但通过这个心藏勇气和理想的"反叛"形象，奥威尔给后来的读者传递了一些关于真理的隐秘想法；同时，奥威尔独立思想的作品，会成为现实社会去伪存真的动力。

2、文学艺术：生活经历与写作理念的融合

奥威尔认为对他本人而言，虚构事件很难。他曾跟一个朋友说："我总是把自己的性格强加在叙述者身上。总之，我不是一个真正的小说家。这是以第一人称写作的一个重要缺点。"他觉得他应该在作品中充分利用他的每一次经历。如果不能放在小品文或评论中，就应该放在小说中"榨干用尽"。基于此，我们可以发现，奥威尔笔下的人物和生活，基本都是自己的化身和生活写照。

奥威尔的童年大部分都在昂贵的贵族寄宿式学校度过。然而，在高昂收费下，学生却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甚至为了半夜两三点到储藏室偷些吃的而费尽力气。更让奥威尔人寿不了的是这里肮脏的生活环境。奥威尔记忆中的学校肮脏、阴冷，充满惨淡的氛围。将这段回忆和《1984》放在一起阅读，竟然我们发现这种氛围与"大洋国"里的情景如出一辙。当温斯顿坐在满是熬白菜味的食堂里，满怀厌恶地注视着油腻的餐具、积满尘垢的缝隙时，我们仿佛看到小奥威尔的影子。

但是，真正使学校生活在他心里造成阴影的，是在学校中受到的欺压。这欺压来自于学校的管理者——威尔克斯夫妇。当时，在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背景下，金钱崇拜是社会主流思想。威尔柯斯夫妇无疑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势利、刻薄，在他们看来，减免穷学生的学费，是一项商业投资，必须获得声誉上的回报。一旦学生退步，没有为学校赢得好名声，界必须接受体罚，或直接打发掉。奥威尔努力地为他们赢得了两次奖学金，仍免不了经常挨揍，甚至经常因打他而折断了马鞭。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在陌生的环境中，对成年人恶意的体罚几乎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在这段经历中，奥威尔体会到了充满敌意的世界里的规则，以及无法打破这些规则的无奈。阴郁、沉默、孤独、对未来充满悲观，但对认定的真理却异常执着，《1984》中的温斯顿就是奥威尔的缩影。

奥威尔认为参与西班牙内战是他生命中的重要转折点。从那以后，在他严肃作品中的每一行，都透露这"反对极权主义，捍卫民主社会主义"的语调。《1984》中，"大洋国"虚构对外战争状况，消除旧有的对外关系的历史记录，除目前的盟国外，"以前与他国的关系，一概不提"。此外，根据需要封锁敌对国或盟国消息，将敌国塑造成魔鬼形象，虚造战争的假象，虚报胜利的战果。因为一方面，胜利能鼓舞民众士气，增强其政权合法性；另一方面，英社又经常制造国家处于被外部征服或内部颠覆的假象，以转移民众在日常极权统治下的不满情绪。西班牙内战中保皇派的失败，让奥威尔切身领悟到"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通过描绘小说中的大洋国政府行径，奥威尔让读者和他在不同的时空，泛起同样一丝同情。

作为奥威尔的绝笔之作，《1984》是在他身患晚期疾病的情况下坚持完成创作的。他在疗养院时，医生要采取极端措施不让他写作，让身体和精神完全休息，于是没收了他的打印机，他便又用圆珠笔写作；医护人员又给他的手打上了石膏。奥威尔曾回忆了他在完成这部作品时自身的恐怖状况，这与《1984》中与温斯顿经历的磨难如出一辙："真正令人害怕的是他干瘪瘦弱的躯体。肋骨窄得像骷髅一样。……扭曲的脊柱令人忍不住惊呼。瘦小的肩膀向前缩成一团，在胸腔形成一个凹陷，脖子只剩皮包骨了，在头颅的重压下显得要垂下来了。"手稿完成后，由于创作背景太过艰辛，以致字迹很难辨认，无法送去打打印，薪酬涨到2到3倍依然无人问津。奥威尔只好自己坐在床上打出了15万字的小说终稿，终于体力不支，入了医院。《1984》出版后的7个月，这位卓越的作家去世了。创作这部著作时的奥威尔油尽灯枯，前路未卜，其中关于未来的构想便也相应地残酷阴郁。